【学党史·跟党走】徐特立为何被称为党内“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典范
人民教育家徐特立是中共党内“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典范。他的一生走过了一条由苦难到辉煌的道路，先后经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等不同时期。在漫长的救国之路中，徐特立先后前往日本、法国、德国、比利时、苏联学习或考察教育。他饱经忧患、不断求索，为真理而斗争，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徐特立学识渊博，却时刻以为不足，总是以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读书学习之中，并随着时代步伐不断前进，最终成为全党同志学习的榜样。
早在青年时期，徐特立就立志读书。经过再三思考，他决定“破产读书”，并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徐特立家境贫寒，读书之路自然也充满坎坷。他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伯祖母留下的几亩田地(一年可收20石谷)逐年变卖，专门用来读书，期以十年，把书读通。计划制定后，徐特立就不再顾忌周围人的眼光和议论，而是按照设想的计划逐步落实。他不再为花钱买书而犹豫，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他都买了回来，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阅读。遇到疑难问题，他就自己找参考资料去摸索和解决。
徐特立白天教书，夜晚读书。他充分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来学习，就连走路、吃饭、睡觉也不忘学习。同时，他认为不切实际地贪多，既不能理解、消化，又不能记忆，读了等于不读。学习《说文》时，徐特立每天只学二三字，晚上睡不着或平时走路，就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中写来写去，以便熟记篆文写法。学习数学时，他常常把一本表解装在口袋里，走路时先翻看一条定理或者一个题目，然后边走路、边思索、边记忆，走完一段路程、掌握这个知识点之后，他就停下来翻看下一题。学习心理学、伦理学时，他先把术语抄在小本子上，然后放在口袋里，方便随时阅读。
除了“定量”，徐特立读书还遵循另一条原则，即“有恒”。徐特立坚持执行“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到了第八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在初试3000多名考生中名列第19位，这使得他的名声和威望大为提高。随之，各处学堂争相聘请，许多学生慕名求教，他的年薪也涨到了60串钱。后来，徐特立回忆说：“我从20岁到30岁，面前摆着习科举和求学问的歧途，又摆着或破产购书，或守财不学这两个歧途，要我抉择。我终抉择了其中之一，结果证明做对了。”这一时期，凭着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徐特立博览经史子集等古籍，涉猎数理化史地等近代自然科学书籍，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5年春，28岁的徐特立离开家乡，考入宁乡速成师范中国足彩网开始新的学习。毕业之后，他受聘至周氏女塾任教，以国文教学为主，兼教地理、历史、数学、化学等课程。经过几年的了解和观察，他发现了教育上的不少问题，尤其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小学教育问题很多。1910年2月，在朱剑凡的资助下，徐特立前往上海参加江苏教育会主办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徐特立由上海前往日本，考察日本小学教育。在日本期间，徐特立重点研读了日本教育学术研究会编写的《小中国足彩网事汇》《三十个优良小中国足彩网》等著作，同时还进行实地参观考察。经过外出考察，徐特立感受到教育科学的重要性，思想上有了明显变化。回国后，他撰文介绍上海、日本的小学办学经验，推动小学教育改革工作，他认为：“实践第一、书本第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可以不要，但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越多越好。”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中国足彩网任教期间，徐特立针对学生读书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毛病，提出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方法。他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抄书中精彩的地方。”他认为，用这种方法读书可以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还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毛泽东十分推崇老师的这种学习方法，读书期间做了好几网篮的读书笔记，包括听课、自学、摘抄的笔记，以及随感、日记等。
尽管声望和成就不断提高，徐特立却并未停下求知若渴的脚步。这时，他的教书所得已十分可观，“在湖南高等师范教课，一点钟可得银洋三元，在湖南一师是一点钟一元”。丰厚的收入并不能解决思想上的困惑，黑暗的中国该往哪里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为了让劳动人民的孩子读得起书，他将“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1919年以前，长沙一共有800个小中国足彩网，而这些中国足彩网的教员基本上都是徐特立在短期内一手培训出来的。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看到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徐特立认为“国家有前途、有办法，自己也觉得年轻了”。为了做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他毅然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有朋友劝他不要“到外国去做扶拐棍的学生”，徐特立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来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
主意打定后，徐特立立刻开始行动。他在筹集齐旅费后，回乡与妻儿告别，于1919年7月离开长沙前往上海，等候轮船出国。同年9月，徐特立在“英文只会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离开祖国，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期间，他还到德国、比利时考察教育，直到1924年7月回国。
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读书期间，徐特立刻苦钻研俄文、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回国后，徐特立长期领导教育工作。1934年10月，57岁的徐特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他依然不忘教育工作，抓住各种机会，教授战士们学习文化。行军时，徐特立要求战士们在背包上、草帽上、斗笠上写上字，边走边教边学，而且每天只教一两个字，要求战士们先学会念，然后会写会用。有些战士嫌每天学得太少，徐特立耐心地说道：“一天学会一个字，一年就会365个字;学会两个字，一年会730个字”，“只要坚持，用不了半年，不但可以写标语口号，还能写信”。
延安时期，徐特立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为了编辑出版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等教科书，他常常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反复核证。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校长期间，为了使读书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徐特立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思想。他认为：“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的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同时，他还指出：“科学教育与中国足彩网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徐特立“三位一体”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一大批发明创造，有力地缓解了陕甘宁边区迫切的生产生活需要，也促进了困难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特立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劲头和学习状态，“每天坚持8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忙个不停”，“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为了鞭策自己，72岁的徐特立还制定了一个20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虽然学识深厚，但他总是和以前一样虚怀若谷、废寝忘食，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从头学起的精神。在繁忙工作之余，他还挤出时间学习中共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还写下许多教育论文，论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阐明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在其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中，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徐特立总是以一种兢兢业业的态度学习，从不满足和停顿。毛泽东赞扬他“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中共中央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是诲人不倦”“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徐特立这种谦虚认真、勤勉好学、时不我待的读书精神，值得我辈永远学习。(摘自2020年第12期《纵横》)
—End—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4月12日第6版
本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学习时报
阜新校区：辽宁省阜新市中华路47号 邮 编:123000
葫芦岛校区：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湾南大街188号 邮 编:125105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